北京:共產黨的醖釀與創建

如果要問嘉興南湖上的紅船從何處駛來,那麼北京大學紅樓就是源頭。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正是通過北大這樣一所新思想薈萃的最高學府,與一羣激情澎湃的知識分子相遇,完成了最初的闡釋與傳播,進而誕生了有主義、有理想、有信念的中國共產黨。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樣創立於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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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距離故宮不遠的地方,有條名叫“大學夾道”的毫不起眼的衚衕。它北起三眼井衚衕,南到沙灘后街,約300米的長度。今天的人看到也許奇怪,周邊是一大片衚衕和四合院落,哪裏來的大學呢?

其實這大學指的便是夾道西邊京師大學堂的舊址。在1898年光緒帝進行的“戊戌變法”中,重要的一項措施是興辦新學來培養人才。京師大學堂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成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它的位置特地選在位於皇宮附近的和嘉公主府空閒的府地。與後來的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今天的北大校園即為燕大校園,1952年院系調整時北大遷入)不同,京師大學堂建立之初並沒有一個整體的校園規劃,而是處於一個零散的、流動的狀態。隨着學科設置的發展,它不僅要在公主府周邊擴建,還需在北京內外城尋找新的房產。一度北河沿、前門、德勝門外黃寺、盧溝橋等地都有學校的校舍分佈。

1916年,京師大學堂正式更名為北京大學。北大重新開學後,校園空間變得愈加緊張。於是校方決定,在也就幾百米開外、當時名叫“漢花園”的位置修建一處新的建築——它坐北朝南,整體呈“工”字形,地上四層,地下一層。大樓用赭紅色的磚砌成,青磚窗套,紅瓦鋪頂。紅樓的西式風格和龐大規模讓它成為那時北京城裏最引人注目的建築,和六國飯店擁有同樣的高度。已經無法知曉是誰最先將它稱之為“紅樓”,這個完美的巧合恰好道出了它對於中國共產黨誕生的特殊意義。

1918年,紅樓成為北大的教學樓。此時雖然校園仍分散在多處,比如原來公主府的地方改作二院即理學院,北河沿是三院用來安放預科,但紅樓變成北大絕對的中心。四周衚衕的宿舍和公寓裏則住了學生、學者、進步青年等等角色。這樣鑲嵌在城區裏的、開放式的校區,用沈從文的話説,“形成了非常活潑的文化學科空氣”。

而在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的文化學者季劍青看來,北大從此的歷史和中國革命緊密交織在一起,也能從空間格局中找到部分答案。當時一位名叫方敬的作家寫了一首詩,説北大附近“衚衕的迷宮,衚衕的網,時而從這公寓搬到那公寓,好像常常跟人在捉迷藏”。這散漫的校舍和分散的格局讓北大一帶成為藏龍卧虎之地,革命者把它當作了避難所和祕密活動基地。

1918年8月19日,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從長沙來到北京。他此行是代表湖南新文化運動的團體“新民學會”,來協助赴法勤工儉學的學會成員在北京先學習法語過渡。毛澤東後來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他本人並沒有去歐洲的打算,因為“覺得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得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除了新民學會的工作外,他計劃在北大能夠旁聽一些課程,他之前在湖南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師楊昌濟此時是北大的教授,能給予他一些便利。很快,毛澤東就加入了北大的哲學會和新聞學會。同時楊昌濟將他介紹給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來擔任助理館員的工作,這樣得以有了一筆生活費。毛澤東就住在三眼井衚衕,門牌是今天的吉安所左巷8號。可以想象,無論聽課還是工作,青年毛澤東前往紅樓或者二院,都要經常經過那條“大學夾道”。

這段充實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了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因母親病重而返回。從物質條件來説,這半年多時間是清苦的。在三眼井的小房子裏,毛澤東要與七個人合住,“當所有人都躺在炕上時,幾乎擠得透不過氣來。想翻身的時候,還得和兩邊的人提前打好招呼”。好在北京的風光給了毛澤東以安慰。他會去相隔不遠的北海公園和故宮廣場散步,在那裏觀賞北國的早春。“當北海仍結着厚厚的冰時,我見到了盛開的白梅,見到了北海邊的楊柳,楊柳上掛着冰凌。這讓我想起唐代詩人岑參筆下的畫面,他曾這樣描寫冬日玉珠掛樹的景象:‘千樹萬樹梨花開。’北平數不盡的樹木不由令我驚奇和讚歎。”

北大的氛圍則給了毛澤東精神上的滋養,並幫助他建立了初步的人際網絡。在這個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他見到了若干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比如陳獨秀——此前毛澤東已經用“二十八畫生”(繁體字“毛澤東”三字的筆畫數)的筆名,給《新青年》投稿《體育之研究》並發表。他稱陳獨秀“對我的影響可能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要大”。還有李大釗——這段時期兩人關係的記錄有兩條:一是1918年11月28日去中央公園(即今天中山公園),聆聽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演講;二是1919年3月10日,在北大二院新聞學會邵飄萍會長組織的演講活動中,再次聽李大釗作《新舊思潮之激戰》的言論。

毛澤東曾經坦言,在圖書館任管理員期間,因為只是從事登記前來看報紙的讀者的姓名這樣基礎性的工作,並未獲得與這些著名領袖深入交談的機會。儘管這些交往都是淺表層次的,但這初次接觸為他在1920年前後再次來北京,繼續跟隨這些精神上的引路人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埋下了伏筆。

一場革新的開始

北大氛圍的形成,要得益於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校長。從1912年到1916年間,北大先後換過五任校長,兩次遭遇過停辦和裁併危機,缺乏穩定執行的辦校理念。蔡元培在辛亥革命時在民國政府中擔任教育總長。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去歐洲留學考察,着重研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樹立起了教育救國的思想。當接到擔任校長的邀請時,立刻覺得這是個施展抱負的好機會。

蔡元培着手整頓的,首先是學風。雖是全國最高學府,可之前北大學風並不端正,學生多以之“為升官發財之階梯”。蔡元培強調大學生應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大學則是最高文化中心。為培養學術氣氛,蔡元培對學術上的派別,只要言之有理,就讓它們並存,讓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校園裏很快就興起了學術討論、思想爭鳴之風。各種講座信息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幾乎每天都有,各種社團也相繼成立,馬克思學説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等進步社團組織紛紛誕生。1918年李大釗發起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鬆散團體最初還叫“馬爾格士學説研究會”,故意用了容易和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相混淆的名字,以便有必要時解釋這個團體是研究人口論而非共產主義的。

廣泛招攬人才是蔡元培的又一革新舉措。蔡元培尤其看中文科,因為文科教員中頑固守舊派人物眾多,急需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主持文科教育。而陳獨秀,就在這時走入了他的視野。陳獨秀已於1915年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到1916年9月改稱《新青年》。發刊詞《敬告青年》中提出了成為新青年應當具備的六條標準: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而貫穿六條標準的基本精神則是科學和民主。如此振聾發聵的話語已然意味着一場思想啓蒙運動拉開了序幕。蔡元培本來就對陳獨秀早年編髮的《安徽俗話報》中對民權思想的倡導留有深刻印象,翻閲了幾本《新青年》之後,便確定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決定聘請他為北大文科學長,也就是相當於文學院院長的職位。

蔡元培誠聘陳獨秀的過程頗有些三顧茅廬的意味。一度陳獨秀暫居在前門的中西旅館。汪孟鄒的日記寫道:“蔡先生差不多天天來看仲甫(陳獨秀的字),有時候來得很早,我們還沒起。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着凳子給他坐在門口等候。”最終在1917年,陳獨秀帶着《新青年》雜誌遷往北京。他的編輯部和住宅合二為一,就安排在北大三院學生宿舍隔壁的箭桿衚衕,今天門牌號20號的一個小院。在魯迅看來,初期的《新青年》和陳獨秀是寂寞的,那時陳獨秀不僅是主編,還是主筆,幾乎一個人包攬了一本刊物。而陳獨秀和《新青年》來到北京,也就意味着新文化運動從“一人一刊”轉變為“一校一刊”,迅速向全國思想輿論界輻射,成為一場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

李大釗在1918年1月來到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則是通過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章士釗的推薦,接替他的職務。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期間因為忙於反對日本從中國攫取利益的“二十一條”和聲討袁世凱的活動,長期缺課而被除名,並未取得畢業證書。蔡元培“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胸懷就體現於此。章士釗後來回憶:“北大同僚,皆擅有歐美大學鍍金之品質,獨守常(李大釗的字)無有,淺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噲視守常。時北京民主運動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發蹤指示,初於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緒,了不意。由今觀之,守常一入北大,比於臨淮治軍,旌旗變色。”

李大釗被譽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之父”。正是有李大釗坐鎮北大圖書館,圖書館才有可能第一時間採購傳播最新社會思潮的書籍,而位於紅樓一層東南角李大釗本人的辦公室也成為前沿思想交流碰撞之地。羅家倫就回憶,紅樓二層的國文教員休息室大家戲稱“羣言堂”,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説;一層李大釗的辦公室則叫作“飽無堂”,來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兩個地方無師生之別,也沒有客氣及禮節等一套,大家到來大家就辯,大家提出問題來,大家互相問難。這兩個房間裏面,當時的確是充滿學術自由的空氣,大家都是持一種處士橫議的態度,談天的時候,也沒有時間觀念,有時候從飽無堂出來,走到羣言堂,或者從羣言堂出來,走到飽無堂,總以討論盡興為止。”

除了陳獨秀和李大釗,北大還招納了一批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干將,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和魯迅等人相繼來到北大任教。根據統計,1918年的時候北大教授的平均年齡只有30多歲。這支年輕有為的隊伍給校園帶來了蓬勃的朝氣。當然蔡元培兼容幷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針,也包容了與新文化運動唱對台戲的保守派人士。主張保皇復辟的辜鴻銘,在思想上頑固保守,但擅長外國文學,精通多種語言,也因此受聘北大講西洋文學和詩歌。

即使在新文化運動內部,仍然存在認識的分野。就拿陳獨秀和胡適來説,兩人在文學革命中堪稱黃金搭檔,共同促成了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新文學代替舊文學、使用標點符號等多項成果。但兩人對新文化運動是否應該和政治結合卻逐漸分歧加大。起初兩人對這個問題是有默契的——他們都認為中國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國民愚昧落後,而這是舊文化毒害的結果,救亡就應該從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着手,因此陳獨秀在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時,就有着“不談政治”的約定。

但在陳獨秀的研究者、《陳獨秀全傳》的作者唐寶林看來,陳獨秀本質上是情繫國家安危和民眾疾苦的愛國者和革命者,隨着時局變幻,他的具體實踐有着較大靈活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陳獨秀就以特有的敏感認為世界和中國形勢將有大的變化,在《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中表明瞭要積極參與政治鬥爭的態度。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作為協約國一方,全國上下都分享着勝利者的喜悦。“公理戰勝強權”“民主主義勝利”的話語傳播開來極其振奮人心。青年學生尤其反應強烈。北大學生在天安門前搭起台子,連續舉行演講,參加大會的北京各校男女足有三萬餘人。陳獨秀居住的箭桿衚衕距離天安門不遠,他明顯被這股愛國熱情打動。11月27日,陳獨秀在他文科學長的辦公室,召集李大釗、張申府、周作人等,商量要出版一份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週刊《每週評論》。在12月22日出版的創刊號上,陳獨秀在創刊詞中闡明辦刊宗旨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並且一開始就將言論主題鎖定在全國矚目的焦點——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上,收回原德國侵佔山東的權利。正是《每週評論》的創刊,標誌着新文化運動和現實政治鬥爭的密切結合,與政治隔離的純粹的新文化運動結束了。

李大釗的選擇

1919年1月,中國代表團以戰勝國身份參加在法國舉行的巴黎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等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與會強國各自謀求本國利益,不惜以弱小國家領土完整為代價,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竟準備在對德和約上簽字,一下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對。5月4日,北京十餘所高校3000多名學生齊聚天安門廣場舉行遊行示威。一直到6月28日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為止,全國有上千萬人蔘與了這場運動。

而觀察這個時期的李大釗,就會發現相比其他積極撰寫政治文章、推動遊行示威進展的新文化運動領袖,李大釗對五四運動並沒有表現出人們想象中的那種熱情。他不但沒有直接參與行動,也沒有著文為這場運動鼓與呼——這種對“五四”有限度的參與,似乎不符合李大釗一貫的做法。《李大釗傳》的作者朱志敏疑問道:“是他擔任圖書館主任的工作難於脱身麼?那總不至於影響到他多寫幾篇參與鬥爭的文章吧!”一番排除之後,朱志敏得出結論,那就是李大釗在此前後正忙於研究馬克思主義,準備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篇和下篇分別發表在1919年9月和1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兩篇文章是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第一次較系統和完整的介紹,李大釗因此也被稱作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在當時各種蕪雜的社會學説和思潮中,為何李大釗會旗幟鮮明地選擇馬克思主義?又為何是李大釗能夠具有這般高於周圍人的遠見卓識呢?

李大釗很早就將目光投向了俄國。在新文化運動的陣營中,他不同於陳獨秀以二分法來看待東西方文明,從而導致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而完全接受西方文化的態度。李大釗的立場更接近一種文化調和論。那麼俄國就地理位置而言,位於歐亞接壤處,足以在東西方文明之間擔任起媒介的作用。因此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之後,李大釗是第一位對俄國革命做出積極反應的新文化領袖,在1918年7月相繼發表了《法俄革命觀比較》和《東西文明之根本異點》兩篇文章。

李大釗認為,俄國革命是高於法國革命的社會變革。18世紀法蘭西革命立基於國家主義,為兼含社會革命意味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革命則立基於社會主義,為帶有世界革命色彩的社會革命。同時李大釗的文明史觀也讓他做出了預言:唯有俄羅斯,才能創造兼有東西文明特質和歐亞民族天才的世界新文明。

耐人尋味的是,李大釗此時的俄國革命觀還沒有涉及馬克思主義。他雖然將俄國革命歸位社會主義革命,但他理解的社會主義,實際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民粹主義的一種混合,其中兼有自由主義的因素。李大釗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就不能不提日本社會主義思潮傳入與譯介的影響。

日本中共黨史專家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強調,在社會科學的基礎研究處於空白狀態的中國,如果不是經常關注俄國革命等世界規模的社會變動,和社會主義思想在日本流行等外國新思潮的動向,具有將其翻譯成漢語的外語能力,並且掌握印刷傳媒的人,不用説讀懂馬克思書籍,就連接觸這些書籍也是極其困難的。

馬克思主義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是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渠滿而溢的結果。石川禎浩考證,在李大釗寫下《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前,北京《晨報》副刊已經從1919年4月1日起在連載記者陳溥賢翻譯日本學者河上肇等人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文章。陳溥賢和李大釗同一時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評判馬克思主義學説時,幾乎完全承襲了河上肇等人的觀點,“李大釗之接受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陳溥賢在資料方面的幫助”。否則,正如李大釗自己所説:“50歲以下的人説他能瞭解馬克思學説,定是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的書卷帙浩繁,學理深晦。”

在朱志敏看來,這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也許不能完全意義上算作一份信仰馬克思主義的自白書,它明顯帶有介紹、評論意味,儘管其中的辯護多於批評,但它的價值就在於:一方面,“李大釗是從馬克思主義對俄國革命的指導意義來認識這一學説的”;另一方面,“李大釗本能地選取了一種態度:‘批評或採用一個人的學説,不要忘了他的時代環境和我們的時代環境。’這意味着他宣傳馬克思主義之初,就意識到了應當從中國實際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

從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不難看出,當時獲得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學説資料並非易事,並且中文材料也並不多。1920年3月,李大釗和鄧中夏、高君宇等人商量,決定成立更為規範的“馬克思學説研究會”。蔡元培校長還同意在北大二院的西齋專門撥出兩間房子供研究會使用,一間做辦公室,一間做圖書室。會員們給這處房子起名叫“亢慕義齋”。“亢慕義”就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譯,意為“共產主義”。

根據回憶,“亢慕義齋”室內牆壁正中掛有從一本國外畫報上剪下來的馬克思頭像,頭像兩邊貼着一副協會成員宋天放手書的對聯:出研究室入監獄,南方兼有北方強。“出研究室入監獄”這句話出自陳獨秀在《每週評論》上發表的文章《研究室與監獄》,意在鼓勵在五四運動中遭受磨難的學生:“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

蒐集馬克思主義圖書,是馬克思學説研究會一項重要的任務。研究會成立之時,會員們便集資120元,先購買了英、德、法三種文字的馬克思主義全集各一套。《北京大學日刊》記載,1922年初“亢慕義齋”已經擁有了馬克思主義英文書籍40餘種,中文書籍20餘種,德文書籍七八種。還有《共產黨》《新青年》《勞動週刊》等中文雜誌。“亢慕義齋”成為中國最早收藏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圖書室。

馬克思學説研究會還設有翻譯室,下面有德文、英文和法文三個翻譯組。成員羅章龍回憶,翻譯《共產黨宣言》開篇就遇到了困難。《共產黨宣言》開篇語“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大家覺得“幽靈”兩字不好,在中文裏有貶義,含“鬼怪”之意。同樣,“徘徊”也有貶義,沒有指明方向。於是他們就在旁邊加了一段説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歐洲大陸氾濫,反動派視這股思潮為洪水猛獸,這就是共產主義。”結果説明文字比正文都多。

毛澤東和斯諾談道,1920年冬天因為組織湖南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驅張運動”第二次來到北京,熱切地尋找極少數的共產主義著作。“有三本書特別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幫助我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分別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考茨基寫的《階級鬥爭》;柯卡普寫的《社會主義史》。”而因為當時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尚未出版,羅章龍推測毛澤東看到的其實就是馬克思學説研究會譯自德語的油印本。和另外兩本一樣,它們均為“亢慕義齋”所藏。這些書對毛澤東的影響同樣是深遠的——“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一定程度的行動上。而且,我從此也自認為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陳獨秀的改變

雖然李大釗比陳獨秀要小整10歲,但在處事與性格上,兩人卻是與年紀相反。時人評價:在處理問題的方法上,李大釗注重調和,力求全面穩妥,陳獨秀則喜歡辨別是非黑白,棄取分明,甚至愛走極端;在性格上,陳獨秀激烈果斷,李大釗平和温厚。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過程中,兩人也彷彿像極了各自的行事做派,一個循序漸進,一個則改變得猛烈迅速。

當1917年底的《新青年》雜誌發表李大釗《庶民的勝利》一文,表明李大釗已經朦朧意識到將來世界的潮流是十月革命的道路,陳獨秀同期發表的是一篇《克林德碑》。他在文中質問國民,世界上的兩條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究竟向哪條路而行才好?這在表面上看,陳獨秀的思想是落後於李大釗的。然而1919年到1920年的兩年間,陳獨秀卻急速完成了轉變,從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一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者。何以如此?

和當時正在忙於寫作《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李大釗不同,陳獨秀積極投身進五四運動的洪流。1919年6月9日,陳獨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包括“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等在內的五項要求。宣言被送到北河沿嵩祝寺旁一個專為北大印製講義的小印刷廠祕密印刷。而後他和高一涵先是來到中央公園來今雨軒散發傳單,又於6月11日當晚前往香廠路新世界商場五層屋頂花園,拿出傳單撒向樓下。陳獨秀並不知道,此時自己已被跟蹤。傳單剛出,埋伏好的密探就將陳獨秀逮捕,押往警署。

陳獨秀在獄中度過了三個多月的時光。按照胡適所説,陳獨秀的思想轉變是從獄中悟出來的,正印證了陳獨秀“監獄是人類文明發源地”的説法。胡適説:“獨秀在拘禁期中,沒有書報可讀,只有一本基督教《舊約》《新約》……他本是一位很富於感情的人,這回讀了基督教的《聖經》,很受感動。他獨自想過一些問題,使他想到他向來不曾想過的一條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種宗教的需要……抱着這種熱忱的陳獨秀,後來逐漸走進那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

陳獨秀在出獄後,發表了一篇《基督教與中國人》的文章。唐寶林認為,陳獨秀對基督教的描述是以一種實用的態度來做認知和取捨的,帶有濃厚的空想社會主義色彩,比如將基督教教義歸納為解放全人類的國際主義精神、給窮人帶來幸福的犧牲精神和階級調和的平等博愛寬恕精神等等。正像空想社會主義往往作為通向馬克思主義的橋樑,陳獨秀在這時也處於認識上的過渡階段。

與此形成參照的是陳獨秀等人同時期發起成立的北京工讀互助團運動,就是一場空想社會主義實驗。互助團最初的團員是“少年中國學會”裏的進步青年。他們計劃在鄉村一邊種菜,一邊讀書和翻譯外文書籍。互助團規定,團員每人每天必須工作4小時,團員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團體供給,工作所得歸團體公有。這樣逐步推廣,就能實現“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互助團運動很快就由於嚴重脱離實際導致經費不足和意見分歧,瓦解失敗。

陳獨秀決定離開北京,前往上海。這是一系列複雜因素交織考慮後的結果。儘管他已經出獄,但他日常活動都在京師警察廳的監視之中,十分不便。並且,陳獨秀此時也已不再擔任北大文科學長的職務——這也説明新文化運動總體來説,與舊思想舊勢力對比,新文化陣營仍然處於劣勢。著名的舊派人物翻譯家林紓一直通過報刊攻擊陳獨秀和北大“覆孔孟,反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蔡元培為了保護北大,在1919年3月1日開會通過了《文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後實行“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教育長”。

更為致命的一擊是有人炮製了陳獨秀去前門八大胡同嫖妓,且爭風吃醋傷害到妓女的謠言。3月26日晚的會上,曾經力薦陳獨秀的沈尹默和湯爾和共同向蔡元培施壓。蔡元培不得不“揮淚斬馬謖”,提前實施《文科教務處組織法》,陳獨秀的文科學長之職,實際被撤銷了。胡適也認為陳獨秀告別北大,就預示了之後的轉變:“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陶)孟和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脱離自由主義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

1920年,另外一件時局上的變化也在影響着陳獨秀。1919年7月25日,中國方面拒絕巴黎和會簽字一個月後,莫斯科的工農蘇維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列奧·P.加拉罕發出《對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又稱《加拉罕宣言》),稱要放棄俄國過去在華掠奪的權利。這個宣言在發表一年多後,終於衝破北洋政府的封鎖傳入中國,在國人心中引起巨大反響,也同樣激盪着陳獨秀的內心。在1920年初元旦出版的《新青年》中,陳獨秀便以讚賞的口吻説道:“進步主義的列寧政府,宣言要幫助中國。”對於新的蘇維埃政權,他已經持有一種帶有好感的態度。

1920年2月,陳獨秀到達了上海。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他先到北京見了李大釗,轉而到達上海指導陳獨秀建立中國共產黨。他帶來了大量有關共產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相關的文獻資料。差不多是同一時期,根據石川禎浩考證,有一個包括施存統、周佛海在內的日本小組對陳獨秀的信仰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日本小組的工作是把日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和日本社會主義者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通俗文章及時翻譯給陳獨秀,其中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説,就為在指導思想上奠定中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十月革命前夕,馬克思主義分裂成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的馬克思主義兩大支流。前者根據恩格斯晚年思想,主張通過議會鬥爭等和平手段,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後者則堅持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消滅資本主義。唐寶林評論道,陳獨秀實際是舍了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而取列寧和第三國際的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意義上,陳獨秀是站在最高點接受馬克思主義的。

1920年9月,隨陳獨秀一起回到上海的《新青年》雜誌在經過因經費不足而停刊幾個月後,再次復刊。復刊號首篇刊登了標誌陳獨秀莊嚴轉向宣告的《談政治》,表明他堅定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列寧主義。這篇文章也成為《新青年》變為黨的理論機關刊物後的第一篇政治宣言。

北京黨組織的創立之初

有關“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來自於高一涵的敍述。為了宣傳救國救民的主張,陳獨秀不顧監視,於1920年1月底離開北京到上海籌辦西南大學,並轉道武漢發表演講,於2月7日晚乘車回到北京。京師警察廳早已在他家附近布好了軍警,陳獨秀意識到危險,遂找到李大釗商量對策。兩人商議後計劃,由李大釗送他出京,由唐山到天津,再中轉去上海。

高一涵在《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中寫道:“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李大釗同志僱了一輛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頭戴氈帽,身換王星拱家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着亮發,坐在車子裏面,李大釗同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同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到了天津,即購外國船票,讓陳獨秀坐船前往上海。”關於建黨事宜,高一涵描述,就是在篷車上兩人深入交流而達成的共識。

後來黨史研究者對此説頗為慎重。理由是石川禎浩考證:當時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陳獨秀逃離北京的過程。而李大釗與陳獨秀兩人並無此説法。因此,“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更成為一種象徵,因為的確陳獨秀和李大釗告別之後,就分別在上海和北京緊鑼密鼓地籌備黨的創建工作。

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1920年8月成立。張申府回憶,李大釗“具有熱情和信心,但工作起來又較細緻和謹慎,因此北京的發展工作稍微緩慢一點”。9月份,英國哲學家羅素抵達上海。由於北京大學是羅素來華講學的邀請方之一,張申府代表學校前往上海迎接,住在法租界老漁陽裏2號陳獨秀的家。藉此機會,張申府同陳獨秀就建黨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幾天後張申府回到北大,將上海之行的情況告知李大釗,兩人一致決定要儘快發展黨員。

先發展誰合適呢?他們首先想到了劉清揚。劉清揚早年曾經參加過同盟會,1919年在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立刻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發起成立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並當選會長。1919年8月,她作為天津代表赴京請願,被捕後堅貞不屈,成為聞名京津的女中豪傑。劉清揚的勇氣和才幹給李大釗、張申府等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邀請她來到北大,提出準備吸收她入黨,希望她“成為一個婦女中的小組成員”。然而劉清揚和他們見面後並沒有同意。原來這時張國燾正在追求劉清揚,而劉清揚並不喜歡他。得知發展名單上有張國燾,劉清揚擔心他糾纏,便拒絕加入。幾十年後,劉清揚重提這段往事,表示這件事成為她“終身的遺憾”。

1920年10月,就在北大紅樓李大釗的辦公室,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一起成立了共產黨北京早期組織,當時取名“共產黨小組”。隨着黨員數量的增多,1920年底改為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任支部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支部成員共有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張太雷、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女),其中張太雷是北大校友,繆伯英是北京女高師學生,其他均為北大在校師生。從早期黨組織的黨員構成,不難看出北京和上海這兩所城市的差異。上海的黨員基本都有職業身份,比如一些來自出版社,而北京的黨員則是以學生為主要羣體。同樣兩座在上世紀20年代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北京更突出的是教育中心的地位,而上海則是商業化的大都會。

北大對於中共創建的貢獻是突出的。到了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全國有黨員53人。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學習過的黨員有21人,包括: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劉仁靜、高君宇、何孟雄、範鴻喆、朱務善、張太雷、李駿、沈雁冰、李季、袁振英、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包惠僧、張申府,幾佔了全國黨員人數的一半。13名中共“一大”的參加者中,在北大學習或工作過的有6人:毛澤東、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王盡美、包惠僧。

作為當時極為先鋒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正是通過北大這樣一所新思想薈萃的最高學府,與一羣激情澎湃的知識分子相遇,完成了最初的闡釋與傳播,進而誕生了有主義、有理想、有信念的中國共產黨。

北京黨組織成立之初,活動經費並不寬裕,李大釗每月都要從工資中捐出三分之二用於黨組織活動。北京文華衚衕24號(當時的門牌號為石駙馬大街後宅35號)的李大釗故居是李大釗1920年到1924年間居住過的地方。院落之中就有一間曾經的客房變為展室,講述李大釗如何將大部分工資捐出,自己則選擇過一種簡樸的生活。

一張北大的薪水單顯示,李大釗在北大擔任圖書館主任的收入是每月120塊銀元,由於他還兼任其他四所大學的教授再加上稿費,最多時每月收入能達到300銀元之多。按當時的物價,兩塊銀元就能買25公斤麪粉,400銀元就能買一處四合院,李大釗完全可以過上優渥的生活。但從1916年來到北京,到1927年被軍閥殺害之間的十年歲月,他在北京處於一直租房的狀態,換過八個地方居住,從未考慮過置買房產。最後蔡元培校長得知李大釗的作為,不得不親自告訴學校會計課工作人員,每月都要直接給夫人趙紉蘭送去一部分李大釗的月薪,好作為安排全家度日之用。

在這種自我犧牲精神的引領下,北京黨組織的活動穩步開展。青年知識分子的黨員很快就認識到未來的反帝反封建運動不能只侷限在學界的圈子,而是要把工人羣體組織起來,革命才會有階級基礎。北京雖然不如上海那樣有較為密集的產業聚集,但永定河西岸的長辛店地區,鐵路機車廠聚集有數量眾多的工人,具備開展工人運動的良好基礎。從前門火車站上車,坐到長辛店下車,交通也很方便。

1920年底,鄧中夏等人和進步工人共同籌集資金,在這裏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學校從提高工人文化程度着手,循序漸進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啓發工人覺悟。而這個學校的目的,則在於能夠組織工會。1921年5月1日,京漢鐵路長辛店工會成立。在工會的領導下,僅當年7月就開展了兩次索薪鬥爭,並取得了勝利。在“一大”上,北京代表所做的報告,三分之一都是關於長辛店工人運動的情況。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工人黨支部——長辛店機車廠黨支部也成立了。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在鄭州遭到直係軍閥吳佩孚的查禁。2月3日,長辛店黨支部書記,同時也是京漢鐵路總工會副委員長的史文彬,從鄭州趕回長辛店,傳達總工會被迫展開全路大罷工的決定。當天中午,整條京漢鐵路沿途各站全部罷工,全線處於癱瘓狀態。2月6日晚,軍警開始了大逮捕,史文彬等11名工會幹部被拘禁在火神廟,準備押送至保定。2月7日,工人們到火神廟要人。衝突中軍警開槍,最終葛樹貴等5位工人犧牲。同一天,漢口、鄭州也相繼發生慘案。為了保存力量,2月9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忍痛下達了復工令。

從整體上來看,京漢鐵路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即使這場轟轟烈烈的罷工以流血失敗告終,但這次罷工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結合,以政治鬥爭保障和擴大經濟鬥爭的成果,也讓中國工人運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

北京黨組織成立後,面臨的重要任務,還有繼續推動北方地區黨團組織的建立。如山西黨團組織建立的工作,李大釗就委派給了自己的得力助手,也為山西人的高君宇。於是高君宇回到自己的母校山西省立一中多次召集青年學生們來座談,在激烈的辯論中幫助學生們擺脱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進而相信在消滅階級之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在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後,山西便首先建立了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山西第一個黨組織成立,黨員就是從團員中的積極分子發展而來的。

截至1927年春,山東、河北、天津、內蒙古、熱河、山西、河南、陝西、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北方廣大地區都有了共產黨的組織。涓涓細流,終能形成滾滾江河。這就為之後繼續開展工農運動、配合北伐軍勝利進軍、迎接中國革命高潮到來,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1年26期,點擊文末封面圖一鍵下單。參考資料:《中國共產黨簡史》,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版;《紅樓舊址羣故事》,楊勝羣、李良主編;《李大釗傳》,朱志敏著;《李大釗年譜》,楊琥著;《陳獨秀全傳》,唐寶林著;《紅樓曙光: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北京大學》,宋修見著;《五四的思想世界》,高力克著。感謝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楊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黃道炫、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建偉對本文的幫助。實習記者路雅對本文亦有貢獻)

原文鏈接:北京:共產黨的醖釀與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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